为什么杜牧本身是佛家居士， 为何也写诗讥讽僧道？杜牧（803年－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凡是号XX居士的人，一般理解为带发修行佛法之士，杜牧也是如此，当年一句“老僧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气味长。”使杜牧成为一位佛教居士，法名“樊川居士”。他与苏东坡一样，经常游走于寺院之间，与僧人谈论佛经。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并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涉佛诗，且在很多寺院里留下了他的大作：
五律·题扬州禅智寺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都是脍炙人口的好诗，意思是：
雨过后一只蝉在聒噪，松桂飘萧气候已交秋。青苔长满台阶，白鸟故意迟留。暮霭已生深树，斜阳渐下小楼。谁知这条寂静的竹西路，通向那歌吹繁华的扬州。
但是，杜牧所写的《江南春》却笔锋一转，明显呈现出讽刺佛教的意思：
江南春 唐代： 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此诗表面上读起来似乎是描写江南春天的美景，辽阔的江南到处莺歌燕舞绿树红花相映，水边村寨山麓城郭处处酒旗飘动。南朝遗留下的很多座古寺， 如今有多少笼罩在这蒙蒙的烟雨之中。
其实是借古讽今，诗人想到这个地方很漂亮，但僧道、寺院很多，在南朝时建立的寺院有还有多少留烟雨之中呢？建这楼台的人哪去了呢，大浪淘沙不见了踪迹。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僧人们现在还不是一样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要真正理解这首诗，还得与当朝对佛教的政策有关。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会昌灭佛”事件。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兴盛于魏晋南北时期，特别是梁武帝极端推崇佛教，但最终最后被人所逼，饿死台城。唐朝本来因为皇帝姓李而把道家被摆上了宗教神坛第一位，武德八年 , 高祖李渊给三教排了个序：“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这种说法为以后很长时间的宗教政策定了调，太宗皇帝继位后，延续了老爹的政策：“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因为有了“十三棍僧救唐王”和“唐玄藏西赴天竺取经”一事，让唐太宗开始让佛教再次盛行起来。并且因为崇拜舍利的原因，使佛教的地位逐渐超越了道、儒，把迎舍利这种宗教信仰，当做国家大事来大操大办，不仅场面极其奢靡，还对迎奉诸寺施财巨万。后续唐高宗、唐宪宗、唐中宗、武则天都继承了对佛教的狂热。而导致了佛教寺院已经影响了国计民生，大侦探狄仁杰也对武则天在位期间大肆礼佛多有微词：
今之伽蓝，制过宫姻，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弹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免。寺院膏腆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讲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
所以，到了唐武宗时代，有人对佛教引发的经济问题做了系统论述，《旧唐书·武宗纪》记载到：两京城胭，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 …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偕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燎，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武宗对佛教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认知是十分深刻的，经历安史之乱，唐朝人口数量大大下降，而佛教的兴起给了许多人一个避世的去所，以至大量青壮年加入其中，从生产者变成消费者，拉低了社会生产力水平，长此以往，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于是宣布拆毁寺院，把那些金属制作的佛像以物尽其用，金银之类的贵金属上交国库，铁质类的回炉做农具，铜质的钟、馨、佛像，统统铸成钱币，拆下的建筑材料用来维修政府的办公楼。全国共拆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私人僧居四万余所，勒令僧人还俗二十六万人，释放寺院役使劳工五十万人。
当然，武宗灭佛并出于公心，武宗本人沉迷于服丹药、求长生，故而亲信道士，灭佛实亦隐含着佛道之争的因素。
而大诗人杜牧对灭佛的赞成则是出于儒家知识分子为求国富民强的社会责任感。正由于这样的出发点不挟有私情私利，也不带偏见， 在他的《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已经将立场表明得非常清楚。只是杜牧的官小，影响力实在有限，也因为韩愈因抗佛被贬一事，杜牧只能在诗里发发牢骚了。而且，写诗手法相对含蓄。
杜牧写诗本来就擅长借古讽今，所以在《江南春》一诗中，面对着江南美景，惆怅的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实际上告诉了人们，像梁武帝这样的帝王如此信奉佛主，还不是照样已经不存在了，可见佛是救不了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