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群芳 我在这里所说的“湘西的狗”，指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湘西的狗。湘西籍作家的许多小说作品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作品中狗的形象非常鲜活，一点也不亚于其中的许多人物形象，甚至其饱满程度还压倒许多人物形象。可以说，这些狗的形象，是其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形象。比如沈从文的《边城》、王跃文的《漫水》和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
首先，这些狗本身就是与作品中的主人公密不可分的一分子。无论是从生活中，还是在心理接纳上，它们就是主人公的“家人”，它们跟主人一道生活，一起劳动，一同悲欢，具有了十分的灵性和“人格”。《边城》中的黄狗，跟碧溪岨的摆渡老人及其孙女翠翠一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一起摆渡。“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很自然地，“他唯一的朋友为一只渡船与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只那个女孩子。”以至于“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狗与朋友、家人相提并论。
《漫水》中的狗，主要是两只狗：一只大黑狗，余公公养的，是只母狗；“慧娘娘屋有条黄狗，是余公公那黑狗的儿子。”大黑狗通人性，余公公去菜地，它一路撒欢；余公公劳动时，它就静坐在地边陪伴；余公公说什么它都能听懂。
《那山·那人·那狗》中的狗，也是一只大黄狗。它陪伴着两代乡邮员在湘西的万山丛中跑邮，既是老乡邮员（父亲）的好帮手，又是新乡邮员（儿子）的好向导。“它历来是伴着老乡邮员过河的。它用它的身子吃力地抵挡着水流，极力在减缓急流对老人日渐消瘦的腿杆子的冲力。”它用吠叫告诉山下的人邮递员来了，它能准时弄醒差点睡过头的乡邮员……俨然一个不要工资的“乡邮员”。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狗在衬托人物和推动情节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使作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可触可感，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花边补白”。可以说，没有它们的存在，这些作品就会逊色不少，甚至难成优秀作品。
《边城》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端午节到了，赛龙舟的“蓬蓬鼓声掠水越山到了渡船头那里时，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只黄狗。那黄狗汪汪的吠着，受了惊似的绕屋乱走，有人过渡时，便随船渡过河东岸去，且跑到那小山头向城里一方面大吠。翠翠……见黄狗先在太阳下睡着，忽然醒来便发疯似的乱跑，过了河又回来，就问它骂它：‘狗，狗，你做什么！不许这样子！’可是一会儿那声音被她发现了，她于是也绕屋跑着，且同黄狗一块儿渡过了小溪，站在小山头听了许久，让那点迷人的鼓声，把自己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看来，人和狗的心中的悸动和迷乱是“灵犀一点通”的。
《漫水》中的一曲“狗咬人”的戏，非常精彩。一次，余公公的黑狗一叫唤，慧娘娘的黄狗就“遵母意”咬了一位收破烂的外乡人；余公公和慧娘娘争着赔钱，继而在“好娘坏娘好儿子坏儿子”的言语间“双”着了慧娘娘，从来好脾性的慧娘娘也生了气，不久又冰释了。这些情节充分展现了人物的微妙心理，使读者洞烛到幽微的人性。余公公跟慧娘娘及她儿子强坨之间，本来就蒙着一层“微妙玄通”的人际关系和情感关系，而两家的狗又显摆着这样一种关系：这两层关系一表一里，相互映衬，有如重影艺术字，增添了作品的景观纵深和层级，显示出一种别样的美。
《那山·那人·那狗》则把对狗的形象塑造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但在题目里与“人”并提，在文中的着力也一点不亚于对人的塑造。在作家笔下，这只狗真正成为了“人”，具有了“人格”，可以说，它就是一个“主角”。作品中多次写到它的情感行为和心理活动：“狗恶意地看了新来的陌生汉子一眼”“狗‘汪汪’地朝老人喊，告诉他：别痴痴呆呆，该要做什么了”……把狗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如此鲜明突出，应是这部作品的最值得称道之处。同时，狗的忠诚和乡邮员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二者叠衬，成就了作品的纵深感，增添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有朋友从湘西回来，告诉我湘西人家非常爱养狗，非常爱狗。湘西籍艺术家黄永玉就爱狗如命。如此看来，湘西籍作家的作品中，狗的“人物形象”如此之多、之鲜活、之饱满，是有着深厚的生活底蕴的。
